案例二：体育文化产业
这个案例是世界上在体育设施方面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PPP项目，也算是一波多折。我们希望：第一，我们做的项目一定有用途而且一定不会赔钱；二，体育发展局想培育新加坡的体育文化；三，从产业的角度，如果有很多的体育赛事，比如F1、足球联赛，这些赛事在外国都很能挣钱，而且有很多周边、外延的经济效益。我们在谈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和一个法国的建筑公司，加上美国两家的建筑公司，我们从05年谈到07年签约，结果金融风暴来了，到了08年，这个事就搁浅，到2010年才谈好，现在开始动工。

案例三：水务项目
我们有大约四个水龙头，一个是进口，一个降水，三是回用水，最后是海水淡化。在03年谈这个项目的时候，海水淡化不成熟，而且很贵，这个项目每立方米的水大概7毛钱新币，比其他水的价格高很多。我们对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掌握的不是很好，所以就招投标，20年合约。政府就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在做完了这个产能，我就给你多少钱，二是你每年或每个月制造多少水根据你的量来给你钱，从这两个方面给他一个安心丸，所以我们要的价格比原来我们所想的价格低。这个水大概占了当时全国10%的使用水，后来又做了一个比这个产能多两倍半的项目，大概是4毛钱一立方米。另外除了海水淡化之外我们还有再生水。我们的五家再生水的水厂，两家交给私人企业去管理，这个是DBOO,就是我给你用的话不需要融资，你还要运营，运营期完了这个东西就归你，过了期就归政府。

案例四：宽带网络
我们要推出新一代的国家的快速网络，政府也不想自己去做，这次政府给你拨款，分成两个公司，一个是推出快速网络的基础网，这个叫Net Code，推出来25年，政府给你七亿五千万元的补贴按照你实际的用途，这个公司跟基金网，跟运营公司是不同的财团，我们给你两亿五千万的补贴，所以把基础和运营分开，这个事情用在地铁、电力公司类似的模式，所以也是交给别人去做。最后提到贸易平台，这个是由海关还有经济发展局一起来推动的，交给另外一个私人企业，是做信息网络的，所以交给他帮我们去管理。

总结新加坡这几年的经验，包括采用的各种累积的监管的条款还有我们的财团、赞助商、咨询公司等等，完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PPP的生态系，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走向国外。

李钟熙：科技的研发

概 况
科技的研发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学术性的研究，另外一方面是产业化，即公司自己做的研究，目的是要帮助公司推出新的产品让公司更有竞争力。这个部分过去比较传统都是民间自己在负责，但是这几年来，越来越多是和政府共同完成。73年工研院成立，之后的发展大概都是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关系。科技对经济会产生两种效果，第一种属于改良型，对原来或现有产业或现有产品加以改良改进，更重要的，尤其政府要投入的是第二类，就是创造：从没有到有。我认为创造要放比较多的力量。另外一个我说台湾对这部分是有相当的投入，譬如说以科研的这个投入，根据2009最新的统计，台湾排到第九位。

PPP在科技产业的应用
产业化的科技一般都是民间在做，现在讲PPP，是因为政府考虑比较长远，而公司自己要顾虑到他的利益；第二，很多技术是可以共享的，这方面政府可以帮忙。政府具有前瞻性跟社会性，能够承担比较重的风险，去做未来的研究，而且政府自身很多资源可以共用。民间企业盈余效率很高，公司目标明确，反应速度快，所以两方面各有各的优劣。刚才冯司长谈到了一种模式，就是政府鼓励民间去做，另外一种就是创造一个组织-研究机构就是在民间跟政府之外的第三类组织。

民间和政府合作做科研，缘于能够扩大资源。科研这个部分，如果你要创造一个政府和民间的连结，需要很多方式。台湾有很多财团法人，组织怎么设计，它跟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怎么样非常重要；第二，如何通过经费跟诱因的设计让这个组织运作；第三，领导团队非常重要。科研机构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人员，第一别人可能不懂科技，不太能参与进来；科研人员觉得自己是主角，其他人都要以他们为中心来工作。所以，怎么样让科研人员懂管理，管理的人也懂科技，形成一个领导团队，并且形成制度能够让人、团队不断去改进，吸收新知识。第四，经营管理中的很多策略和方法，怎么样去让创新的人更能够发挥，怎么样让科技不只是科技，而是能够商业化有专利有人投资，能够变成公司和产品，然后还能够回收。

工业技术研究院是1973年成立，工作是科技的研发，目的不只是科技，更是为了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为台湾创造新的机会。工研院的角色就在于基础研究跟商业化中间，还有很多应用的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量产的生产技术等等。从经营上讲，工研院的经营就是政府和产业界都是我们的客户，怎么能够替政府和产业界完成目标。我们在2010年总营收大概是6亿多美金。我们的收入中没有政府的补贴，都是合同，拿不到合同就没有收入。收入当中是有一部分是应用和授权等方面的收入，还有一些是股权的部分。

政府角色
政府并不直接管理工研院，而是在工研院成立的时候设立章程，通过成立董事会来管理，而政府通过项目招标合同中的要求来间接影响工研院。董事会有十五名成员，三个是部长：一个是管科技的，一个管经济的，一个管基础研究的；另外六个是工业界的专家学者，所以比较平衡。董事长是独立的；我们会有专门的委员会来评估高管和董事成员的薪资。我们在设定薪资的时候，不是跟研究机构比较，是跟行业企业来比较，因为离职人员的去向都是到企业里面去。另外，要有当年的目标要达成。

企业角色
企业也是我们的客户，因为他们出资委托我们进行研究。中间这个机构就是非盈利机构，研究机构是其中之一，是独立的法人。所以我认为工研院是企业，而不是研究机构，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一些效益。所以对工研院新人的训练，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讲究收益和盈余。但是盈余跟企业界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股东，所以赚钱的时候不会分红，还是在我们内部进行投资。工研院怎么把他的东西转化成社会效益，靠成立很多新的公司，这些公司出来后又不断衍生新的公司，促成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产业，比如联电、台机电，都是台湾半导体的基础，员工中的很多人都是工研院出去的。过去二十几年离开工研院的人有两万人，其中82%都是到产业界去。工研院的专利现在在全世界的研究机构是排第一名。过去这几年我们得到了好几个奖项，比如说LED、锂电池、功放等等。

总结一下，我认为像（工研院）这样的机构要企业化经营。第二个就是台湾中小企业的环境对工研院需求比较多。第三就是政府的支持，但同时不能干预太多。

李燕博士：中国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中国制造业发展主要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1，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确立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重化工业地位短时间得到加强，但也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2，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消费品工业优先发展，扭转轻重工业比例失调；3，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加强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重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基础工业得到发展和壮大；4，21世纪以来，新型工业化，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过程，国有经济战略性收缩，提高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鼓励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过去十年，主要行业保持了15%到20%的增长，工业企业数增长192%，工业产值增长724%，利润总额增长了14.68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表现在：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份额，截止2010年，占19.8%，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工业品主要出口国；出产的210个品种的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包括手机、彩电、空调等。从世界制造业的历程来看，之前已经形成了四个制造业中心：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大大增加了第五个制造业中心形成的可能。在全球化的今天，试着建立一个工业强国的指标体系。我认为：1，创新能力，2，企业拥有较强竞争力，3，国际领先的规模影响力，4，强调制度文化和软实力，工业体系应该是绿色的，在这个标准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我们在自主创新上面还比较弱，虽然研发投入已经较大，但是相比跨国公司仍旧较低。我们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还是不多，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来看，工业增加值率和国际水平还有差距。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成长依赖的都是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来自于低价的劳动力资本，我们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来讲是美国的1/22，韩国的1/14，菲律宾的1/2，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商业用地的1/5,居住用地的1/3，但是随着中国适龄劳动力高峰新一轮的变化以及向老龄化社会的过渡，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源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转型。另外两个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人民币升值，从05年汇改到2011年7月，人民币升值达到25%，出口企业面临很大压力。

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即将进入攻坚期
未来五年，将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转型是指转变传统模式，加快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特征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环境相对优化，人力资源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升级是指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跃升，主要包括五方面：向创新驱动，低碳绿色，智能融合，服务化发展，内需主导和消费驱动，由更多依赖国外市场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国内庞大市场和需求的优势。升级职业包括过程升级：新技术新设备新工业；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由代工向自主设计和自主品牌方向发展。未来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有这样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要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转型升级的目标和思路，有以下六方面：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等。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和支柱产业。自主创新过程中，企业应该是主体，政府应该助一把力。第二，新兴产业发展不能脱离现有基础，必须通过新兴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主要用信息技术推动两化的融合。第三，向低碳绿色方面转变，要更多的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性措施来执行。第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是工业转型升级的着力点。中小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占所有企业数目的99%，解决了70%的就业，贡献了国民经济税收的50%以上，而在这当中，民营经济占了很大比重。第五，加快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国际大企业集团。通过营造政策环境，加强服务，引到企业强强联合以及龙头企业为带动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第六，产业布局方面，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还有就是加快发展生产型服务业，提升工业转型的服务支撑能力。未来生产型服务业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工业设计、研发、物流、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

PPP在中国的情况
在公营和私营方面，我的体会是：中国公私营合作有广阔的前景。政策上，环境已经形成，我们有专门的政策鼓励引导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目前已经有一些合作项，比如武汉高铁、奥运场馆鸟巢等等。另外，合作的前景是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城镇化来判断的，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前景广阔。截止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59%，到“十二五”末期，城镇化率将超过到50%，到2050年将达到75%。城镇化率每增加1%，将会有一千万人进入城镇，对经济有很大拉动作用。城镇化建设中，城镇配套、基础设施、承载能力都要有很大提高，未来建设的空间很大。

总结一下，传统制造业领域空私营合作将有很大空间，合作的热点形式将是兼并重组，并加快垄断行业的调整，鼓励民营资本加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效率。另外一重点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的将从前期科技投入到引导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来转变。

谢世枋：民营企业如何与公部门合作快速成长

友达是做平面液晶以及能源产业的，在全球有四万多名员工，2010年营业额达到1000亿人民币，是在美国和台湾都上市的公，在厦门、苏州、天津和合肥都有制造基地。友达中国布局是紧紧配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来进行的，包括液晶和太阳能。我们和国内的三大家电企业：TCL、海尔、长虹，有合资公司。

企业想迅速发展、成功，需要产业群聚和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我们在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比如供应链配套，基础设施等，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国内现在发展面板产业，我们和昆山政府有30亿美金的投资合资项目，要建设一个面板厂。厦门地区也是一样的模式：05年我们和厦门政府合作建厂，促进了地区的开发，建设成了区域的工业集聚和产业链，我们最近超过了戴尔成为厦门乃至福建地区产值第一的企业。

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人才，友达的人才观是短期引进，长期培养。高校也是公部门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和高校有密切的合作。我们根据学校的专业特性，由不同的工厂或研发单位，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不同的高校合作，进行人才培养或研发，通过设立奖学金、讲座，甚至有专班的培养和在职培训。我们也在鼓励当地人才区域流动，比如现在有员工在马来西亚、捷克、巴西等地服务。友达有很多专利，到去年为止，我们总共有专利7500多件。过去的3年，我们向政府申请科研的专案，经费来源既有自筹经费，又有政府的拨款，自筹经费占比重会略高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就会申请专利，由公私共同拥有。台湾有一项制度就是男性在一定年龄要服兵役两年，而我们有一个名称就是服“研发役”，就是到研发单位（比如工研院）工作六年，代替服兵役。“研发役”结束后，可以选择带着专利转到企业界。

友达很强调文化的塑造和培养。我们在建厂的过程中，会保留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比如我们在苏州的工厂原址上有江南特色的米仓，我们就没有拆除，当成一个历史博物馆，并且把在江南搜集到的文物放进去，包括当时小镇的门牌号码。文化的认同也是我们留住人才的一个方面。

论谈交流

现场提问：内部员工的评估和外派员工的评估是如何进行的？

冯家强先生：我们现在是用比较量化的手段，一是在海外产生的投资额、投资项目产生的当年销售额。我们也帮助企业解决的问题，但这个不易量化。所以我们正在讨论找到新的方法。内部和外派人员的指标基本是一致的。

谢世枋先生：我们就是按照企业的普遍做法。外派企业的员工包括母公司提供的薪资，考虑当地的物价水平和经济水平，会有一些津贴。

李燕博士：我们是政策研究机构，我们的考核对象是研究人员，结合机构的使命进行评估，主要是围绕专业竞争力指标、品牌影响力指标、知识管理和客户满意度指标来进行。

李钟熙院长：研究机构的绩效考核有自己的困难，不易量化。我们的指标包括：影响力；专利数目；管理层面。我们的外派人员都是按照公司的体制来工作的，而且工作成绩需要通过台北的工研院来体现，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使外派员工的成绩得到肯定，我们就采用“double counting”的办法，使得总部和外派公司都可以分享到成绩。

现场提问：政治生态的变化对公营、私营合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院长：公营私营各有各的目的和职责。政治生态的变化一定是会产生影响的。要看合作是不是会有协同效应，如果有，那么大家形成合作关系，互惠互利；如果没有，那么就不要搞在一起。当然越小的国家，由于资源的限制，越是需要双方的合作。

谢世枋先生：我们本身是民营企业，我们比较关心国家的产业政策方向。2012年大陆领导要换届，但是产业政策不一定会改变，应该是长期的。而公部门希望企业能够良好的运营带来税收、促进就业。

现场提问：中小企业生存的问题如何解决，政策层面会有哪些新动态？

李燕博士：中小企业本身的素质决定了目前的境遇。我们不能希望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成为大企业，而是通过让中小企业找到自身的优势，通过精确定位，实现成长，而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是不可避免的。政策的着力点是要帮助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包括技术改造等。融资的问题，我们会通过产业界和金融街的整合手段，包括贷款担保等提升融资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方面，地方政府都在探索，有了一些成绩，包括园区建设等。总之，政策环境上要创造良好的扶持环境，进行引导。

黄幸亮主席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演讲嘉宾
冯家强先生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规划与发展中国司副司长

李钟熙先生
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财团法人升技中心董事长

李燕博士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

谢世枋先生
台湾友达光电副总经理

编辑整理：麻东野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MBA2012

第四十二期一二年四月份 WTM No.42 April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