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质量对政策风险的重要影响
作者:Lam Swee Sum 和 Weina Zhang
2015年1月

摘要:

我们研究金融市场是如何给政策风险定价的。我们把政策的不稳定性定义为政策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是不包括政府被改换的风险。我们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以实验性的方式来制定的。这便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环境。研究发现中国的决策者在实施新政策的时候有好有坏。当决策者以持之以恒和迅速的方式来实施新政策时,金融市场是获益的:银行间回购市场中贷款利率的水平和风险都会下降。相反,如果决策者出人意外的收回预期的改革政策或者延误新政策的执行时,贷款利率的水平和风险都会出现上升状况。官僚的决策的质量也是有多层面的。它对金融市场里的影响是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来减低新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揭示政策实验的理由:中国经验

作者:Lam Swee Sum、Tao Li 和 Weina Zhang
2015年2月

摘要: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重大的市场改革。通过研究中国1999年至2009年间实施的100多项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我们发现中国的决策者是有目的地在使用政策实验方法来制定新政策。通过实验,很多政策会被逆转或是被重新启动。这种大胆的政策制定方法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什么是这些政策实验背后的经济原理?我们发现,决策者是会经常在经济增长率和所带来的经济风险的矛盾中徘徊,所以才会实验不同的改革政策。通过使用中国银行间回购利率,我们提议使用一种简单的实证程序,可以迅速和客观地评估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为那些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提供重要的借鉴。


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帮助:反腐败和改革开放

作者:Gang-Zhi Fan、Zsuzsa R. Huszar 和 Weina Zhang
2015年1月

摘要:

在2000年至2012年间,我们发现传统的西方公司治理工具在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有证据表明政府的反腐力度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进度对房地产的表现和监控是大有帮助的。具体而言,在贪污腐败案件较多的省份以及2006年之后,与国家联系不太密切的房地产企业比同行表现更为出色。我们也发现中国的房地产业的经营方式在国家反腐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市场化。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公司治理工具作用有限的国家和产业中,政府的正面干预是有益也是有效的。


政策风险影响世界股票市场吗?

作者:Lam Swee Sum 和 Weina Zhang
2015年1月

摘要:

我们检验政策风险是否会影响世界股票市场。我们根据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给出的评级建立了两个全球政策风险的因素。它们包括政府变更而引起的政策风险以及官僚质量而引起的政策风险。这两个风险因素在1995年至2006年期间直接影响了全球49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回报率。我们甚至发现官僚质量因素的年度风险回报可以高达8个百分点。有趣的是,我们也发现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既有较低的政府变更风险又有较高的官僚风险。而绝大多数的其他国家这两种风险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政策风险在世界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重要的也是有区域特色的。


年计划、中国式融资及其后果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通过研究1991至2010年间中国的战略性五年计划,我们发现,政府支持的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在首次公开上市中增长速度更快、发行价更高。此外,国有企业从主要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增长速度更快。然而,国有企业对资本的优先获取似乎是以排挤非国有企业为代价。政府支持刺激了更多投资,但也导致了主要现于非国有行业的过度投资。最后,政府支持行业较高的股市回报率和现金流增长会在国有比例上升的情况下受挫但政府支持的行业又具有更高的坏账率。


政治级别、激励和绩效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一种独特的治理形式,即:通过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级别进行治理。我们发现,这种治理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和提升企业的绩效。具体而言,高管的政治级别越高,企业的财务表现越好。该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独特的公司治理方式。


中国封闭的金字塔式经理人市场和股价崩溃风险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中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置身于一个封闭的金字塔式经理人市场。如果选择呆在这个体系内,他们会享有不可转移的利益。在这个市场中的阶层(政治级别)越高,在此市场外的就业机会反而越少。出于对职业和财务的顾虑,他们在管理公司时表现谨慎。通过研究经理人的政治级别对公司的股价崩溃风险产生的影响,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拥有较年轻的经理人和经理人任期较短的企业。我们的研究表明了国家和经理人之间的合同是决定股价崩溃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藉此扩展了与股价崩溃风险相关的文献。


中国采用
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否吸引了更多境外机构投资?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我们研究了中国采用IFRS对境外机构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采用IFRS后,境外机构投资并没有增加;且有些证据显示,境外机构投资实际出现下降,特别是那些没有足够的激励以可信地执行IFRS的公司或者那些较能够操弄IFRS中公允价值条款的公司。研究亦发现,采用IFRS后,收益和回报之间的联系普遍削弱,这与收益质量的下降保持一致。此外,我们发现,中国采用IFRS后,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回报下降。最后,对于来自已经采用IFRS但体制脆弱的国家中的投资者,境外机构投资下降更大。总之,我们的研究证据表明,中国脆弱的体制基础设施损害了IFRS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和增加境外机构投资的能力。


在职消费
- 薪酬管制下的次优产物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我们研究了在职消费水平是如何确定的,以及职务消费在高管薪酬受到管制的中国是否会影响企业价值。我们发现,当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相对薪酬较低时,自由现金流多、经济租金高和增长快的公司会提供职务消费。职务消费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该关系要弱于货币性薪酬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如果把职务消费转换成现金报酬,股东财富能够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根据中国受管制的薪酬结构,这种转换不太容易实现,且职务消费在激励高管时可能是一种次优解决方案。


控股股东的激励机制与企业避税——中国的自然实验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始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允许以前的非流通股以市场价格自由买卖,从而消除了中国资本市场中一项重大的市场摩擦。控股股东现在更加关心股价,因此这项改革减少了控股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使前者与后者的激励目标达成一致。我们发现,进行此项改革后,国有企业,而并不是非国有企业,大量增加避税活动。我们将这种差别效应归因于政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 - 既是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又是索税人。此外,对更可能受政府影响的国有企业而言,这种差别效应的体现更为显著。最后,此项改革似乎增强了避税和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控股股东更加关心股价时,国有企业更多开展避税活动以提高股价。


个人投资者的股息红利税和企业派息政策——由红利税税率挂钩持股期限的改革所得的证据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中国2012年股息红利税改革独树一帜地将个人投资者的股息红利税税率与其持股期限挂钩。我们发现,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的公司相比,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的公司更可能增加派息,启动股息派发,且不大可能略去股息。这种效应集中在代理成本低的公司。此外,作为对本税法修改的回应,投资者在除息前一日减少交易活动,以避免进入更高的股息红利税级。除息日的股票回报率规律也表明,交易活动的减少降低了边际投资者的股息红利税处罚。总体而言,我们的证据提高了对个人税收的基本情况决定企业派息政策的认识。


雇主是否对税收激励做出反应?——基于残疾人雇佣的证据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税收补贴常用于为公司雇佣残疾人等特殊人士提供激励。2007年,中国大幅修改了有关残疾人雇佣的税法。2007年之前,残疾人雇佣主要由所谓的"福利企业"承担。这些企业得到的税收补贴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按人均计算的。新的税法在人均的基础上将企业得到的税收补贴与残疾人员工的数量密切挂钩,并将税收补贴扩展至"非福利企业"。研究发现,该税法颁布后,福利企业减少了残疾人用工,而非福利企业却增加了残疾人用工。这与他们更改后的税收激励保持一致。研究亦发现,为了使税收补贴最大化,有些企业操纵了残疾人用工。此外,该税法颁布后,使用税收补贴促使福利企业雇佣残疾人的效率进一步提高。然而,效率提高的同时,产生了似乎未曾预想到的后果,即:残疾人用工总数出现下降。


资本的罪恶和中国的跑路企业家——外国居住权和公司诈骗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我们研究了控制人具有外国居住权的中国企业是否更可能参与欺诈。我们发现,外国居住权和公司诈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可能存在从前者到后者的因果关系。高管持股和分析师跟踪缓和了这种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旨在解决自选择偏差的配对样本分析,和使用包含了未检测到的欺诈的部分可观测性二元概率模型具有稳健性。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监管者和投资者应当警惕具有外国居住权的潜在罪犯,并且外国政府向外国人授予居住权时应该保持谨慎。


论诗歌和道德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道德可以是促进善治的重要因素,对社会来讲非常宝贵。然而,以德选人颇具挑战性。我们认为,诗歌反映了诗人的道德原则并揭示了他们个人的实用功能。因此,诗歌可以作为以德评人的良好的筛选工具。我们假设诗歌和道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中国古代存在以诗歌的艺术品质选拔政府官员的做法。我们使用中国唐代史料记载的官员品行及其诗歌造诣的档案纪录,从实证角度证明诗歌和道德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为以德治国是以利治国的重要替代,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基于人的内部价值体系而非基于外部交易体系的选拔机制。


颗粒、污染和股价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我们调查了由空气质量低下所引发的的情绪波动是否影响股价。我们难以发现证据表明本地空气质量直接影响股价。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本地空气质量指数与北京空气质量指数的相对值(上升的相对空气质量指数)则会对当地股市价格(和交易量)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专注于那些相对空气质量指数分布于零左右窄幅的观察项,采用断点设计从而找到了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相对空气质量影响股票受益率使其后续逆转的现象 。此外,相对空气质量指标也对交易量产生负面影响。最后,我们的研究表明,股价和空气质量指数之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不受经济基本面或投资者资深程度影响。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空气质量差对股价和投资者的交易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红楼梦魇
社会网络和家族治理, 基于《红楼梦》的量化分析
作者:Oliver Zhen Li
2015年3月

摘要:

如今,公司治理(财务学)中嵌入社会网络(社会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已渐入佳境。作为公司治理的一支,与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经济学)相关的研究亦香火鼎盛。而有鲜明反差的,是家族治理或家庭社会(财务)学则刚刚兴起。好的文学作品,虽然亦真亦幻,却往往反映社会,家庭中极多真实的现象和想法。它们即脍炙人口,又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红楼梦》是一部宏大的作品,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反映了社会,大家族方方面面的各个角落。通过对《红楼梦》实证量化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家族治理,有更好的认识。在分析了《红楼梦》四百多个人物的薪酬,地位,赏罚和结局与他们的派系,政治联系,辈分,支系,亲疏,嫡庶和亲密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在家族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人物的文化程度,诗情,信仰及品德对此关系也有着积极的调和作用。这个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家族治理的秘籍。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 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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